额外找房说难也不难。
难的是这年头确实缺房哪儿哪儿都缺。
再大的国营单位踮着脚尖等着分房的人都能排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去。
这是连国家都在发愁的事儿。
像今年年初《京城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京城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大兴土木建住宅楼以缓解住房缺口问题。
而不难的是任何东西只要有需要那就会有市场。
不管这个东西有形还是无形法律允许不允许买卖这个市场是明处还是暗处的。
只要你有钱总能通过花钱来解决问题。
像物资匮乏、饥饿横行的年代各种票券比钱珍贵得多国家完全实行的是配给制。
可即便如此倒卖票券现象也一直长期存在。
还有友谊商店外面用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商店里面用外汇券都能买到甚至还能有折扣。
所以外汇券也就有了交易市场。
哪怕在国家不允许买卖的情况下这玩意也依然成为了一种高贵的货币远比人民币要值钱。
房子是同样的道理。
尽管从建国之后公有房屋就开始实行调配制。
私房也开始了所有制的“改造”进程以赎买方式逐步收归公有不允许个人再出租、再交易。
但相关制度稍加放宽社会形势稍作缓和房屋的私下交易和出租就开始死灰复燃。
并以极为旺盛的生命力遂成星火燎原之势。
事实上哪怕没有私房这事儿都堵不绝。
公房就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在换房站里变相的成为商品了。
谁都知道在这年头单位分房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福利但如何分配却不一定是公平的。
那些掌握多余房字的房主无不是沾了“公房”光的人。
都是凭借着职务、地位、老资格和人际关系在单位分房时多占了住房的主儿。
对他们来说分到手的房子就等于吃进嘴里的肉谁也不会再吐出来。
然而房子要是太多了光摆着看也够闹心的。
自然而然他们就想出了把房送到换房站来寻找买主的办法。
说白了他们来换房站真正的目的不是换房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倒卖公房。
双方一旦谈好了条件根本就不经过换房站的手续。
而是转头一个带上钱一个带上本儿去房管所办过户把经租人变更就行了。
说得再透彻一点就是倒卖承租权。
这种事儿持续的时间一长不光换房站的人见怪不怪了。
甚至这里也像其他灰色交易似的在门口形成了地下市场养出了专门吃这一门儿的“房虫子”来。
干这个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
有社会闲散人员有房管部门退休职工有房管部门在职人员的亲戚有解放前就吃这碗饭的“拉房纤儿的”有在家吃“劳保”在外挣外快的也有离退休人员和在职干部子女等等。
总之“房虫儿”可以说包括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社会上交际面广。
至少得有闻着味儿找房源的本事才能吃这碗饭呢。
以上的这些就是宁卫民从换房站那些人嘴里得知的消息。
那想想看吧这对现在的他来说是多么的有利啊? 他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
既然有这么一条路走搬迁的问题还难吗? 甚至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宁卫民是特别的后悔呢。
不为别的他后悔自己知道这情况太晚了。
否则他哪儿还用四处寻摸地儿苦于无处搁他的收藏啊。
现在一看合着头几年为了房子烦恼全是瞎折腾他白着了多少急啊。
当然话说回来这个“知道晚了”也是相对来看的。
正因为肩负着为康术德追回马家花园任务宁卫民一直没忘了托关系找人。
江惠和李仲才会投其所好把孟毅介绍给他。
否则他又去哪儿了解相关政策?压根就没机会知道。
实事求是的说对于这个没有网络的时代而言信息的传播速度实在太慢了。
但也因为这个信息才分外宝贵具有很高的价值。
宁卫民如今能搞清楚这个消息已经着实不错了。
非但不晚而且还得说很走运恰逢其时才对。
为什么? 原因是明摆着的就因为1984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关键转折点。
因为这一年是我国在改革开放阶段劳动力开始大迁徙的起始之年!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一直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
尤其1958年以后由于国家物资紧缺粮油副食开始实行配给制按户口领取。
那么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是进了城也没法生存。
但到了1984年却不一样了。
由于连年丰收我们不缺粮了。
不但城市的粮油政策因此放开了同时农村也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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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地址国潮1980第610章 恰逢其时来源 http://www.star86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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